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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(二):《猿猴志》与知识分类

封面图片为西西和她作的红毛猩猩,由作者提供。

本文原为〈猿猴能说话吗?: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〉,刊于《「牠」者再定义──人与动物关係的转变》(三联,2018)。标题为编辑拟定。

本文初稿〈西西《猿猴志》与香港动物书写〉曾在2015年「战后马华、台湾、香港文学场域的形成与变迁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,感谢许文荣教授及与会者不吝指正。

《猿猴志》内容可分为三部分:六篇西西与何福仁的对谈;二十九篇猿猴介绍,每篇附以西西走访亚洲各动物园及保育中心时所拍的猿猴照片,以及她亲手缝製猿猴毛偶的照片;最后是包含「濒危名单」及灵长目总表等资料的附录。她与何福仁的对话一直见于她过去出版的作品,不过多数只有一两篇,放在前面或附在作品后作为参考资料。《猿猴志》的对谈却是书的重要组成部分,六篇共107页,佔全书几近一半篇幅(全书224页)。西西在〈前言〉中指出,她向何提出这写作计划,何很快就列出六篇谈话的题目,二人在各篇对谈所佔的篇幅也无分轩轾。因此我们可以说,《猿猴志》其实是二人合着,是香港两位文坛前辈老朋友的交流与写作成果。

既名为《猿猴志》,此书即以〈猿猴的命名、分类、分布〉对谈开始。既谈命名与分类,即不能不提瑞典自然科学家林奈(Carl von Linné)。林奈身处的十八世纪,正值欧洲的大航海时期晚期,许多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随船队远航,带回来世界各地的动植物,各依自己的喜好命名,造成一物多名,或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。林奈发现可以用植物的生殖器官为植物分类,并提出採用双名法,以拉丁文来为生物命名,其中第一个名字是属名,第二个为种名,属名为名词,种名为形容词,形容物种的特性,其后并以相同的方法为动物命名,被誉为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。普拉特(Mary Louise Pratt)却在分类学与大航海两件事上,看到了一种殖民知识体系的形成。

普拉特在其划时代的着作《帝国之眼:旅行写作与文化互化》(Imperial Eyes: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)第一部分即以1735年欧洲发生两件影响深远的事开始,这两件事即林奈《自然系统》(Systema Naturae)的出版,以及欧洲首次大型国际科学探险之旅启航。普拉特认为两件事「巧合地」在同一年发生,标誌着欧洲精英对自身及与世界的关係的理解,发生了重要的变化,普拉特称这全新的视野为「全球意识」(planetary consciousness)。[1] 伴随这种全球意识而来的,是欧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问体系的兴起,此时的科学探险与知识的建立,与殖民经济活动密不可分:各地的东印度公司为科学家提供免费航程到海外採集动植物样本、绘製地图,科学家则为这些商贸公司提供可供剥削图利的知识。[2] 自然科学探险带回来的不管是知识抑或动植物样本,往往就是科学家本国的商贸利益所在。林奈就曾明言,植物知识就是整个公共经济的基础,盖一国之衣服即依赖此等知识。[3] 普拉特甚至认为,大航海时期表面上打着科研旗号的远航,暗地里其实都有寻找商贸机遇或打探潜在威胁的秘密任务。[4]

傅柯(Michel Foucault)在《词与语》(The Order of Things)中指出,十八世纪这种把知识总体化与分类化的企图,透过为事物命名,把「物」纳入一套叙事语言的秩序中,[5] 普拉特则进一步指出,这种语言秩序是属于欧洲中产识字白种男人的。[6] 在欧洲大陆本土,这也是一次话语权的彻底转移:城市中产识字的白种男人全面改写了本地农民对世界的认知,通过论述合理化城乡生产关係、管理食物生产等手段,进一步剥削当地农民劳动力。[7]

对于这一套充斥各种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,身处二十一世纪博学多闻的两位作者,有甚幺后见之明?〈猿猴的命名、分类、分布〉对谈大致採已成公论的看法,肯定林奈对物种分类命名的贡献,认同其改变了此前分类与取名各自为政的混乱情况,并认为林奈採取的是学术协商,与中国政治强制的「书同文」又有所不同(页13)。然而,二人并不只服膺国际权威了事,反而提醒民间的各种通俗叫法,「反映独特的文化内涵、意见」(何福仁语,页13),西西则举出大狐猴的英文indri意思是「在那里」,是土着对外人提问的回答;中文叫「大狐猴」,因为样子长得像狐狸。这些都反映了猿猴与当地文化并在地生活的关係,亦是二人追寻猿猴历史,把命名与意义重置于原来的社会文化脉络的努力。他们寻且指出,不管是民间通俗叫法,抑或林奈的科学分类,都可能带有偏见,做成歧视。譬如蜂猴英文是slow loris,汉语叫懒猴,「说牠懒,比slow又多一层道德批判」(西西语,页13)。说牠慢其实也不準确,因为牠捕食时身手敏捷,逃避危险时行动也很迅速,「牠是夜行动物,不慢,更不懒,只是生态习惯与人或者与其他猴子不同而已。」(西西语,页13)何福仁亦引与林奈同期的布丰(Georges-Louis Leclerc, Comte de Buffon)的意见,指出:「每个生物都应该有独立的位置,有自己的面孔,大自然从未根据生物的种属来排列等级。知识不得不系统化,可另一面,还得小心不要变成种属歧视。」(页13)

以此回头看林奈后来把人分为五种,也纳入他的动物命名系统一事,就饶有意义。林奈划分的五种人分别是:野人(wild man)、美洲土着(American)、欧洲人(European)、亚洲人(Asiatic)、非洲人(African)。野人是「四足、无语、多毛髮」;美洲土着是黑髮、直立、面貌粗糙,顽固易怒,受风俗约束(regulated by customs);亚洲人则是邋遢(sooty)、忧郁、呆板,傲慢又贪婪,受意见影响(governed by opinions);非洲人则黝黑、捲毛、扁鼻,冷静、狡猾、懒惰、粗心大意,率性而为(governed by caprice);欧洲人呢,他们平和、脸色红润、结实,文雅、敏锐、具创造力,受法律规範(governed by laws)。[8] 这种分类描述明显把人类互相比较,大欧洲中心主义跃然纸上,在貌似客观中立的分类命名学中出现,正好揭示了「知识」与利益、价值、判断纠缠不清,殊不中立,也不客观。

西西利用林奈的分类命名法展开猿猴写作,目的虽不在揭露这种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係,然而,她与何福仁毕竟是阅读广泛、见多识广的读者/作者,充分掌握「后见之明」的优势,不难发现「分类应该是中性的,不幸有时就流露某种价值审判,积重难返。」(西西语,页14)在谈到灵长目分类时,西西且直接指出,把人放到最后,成为序列里的最后单位,「是从人的角度看其他事物,为其他事物命名、归类。如果狐猴会分类,就会有不同的排列。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天赋最尊贵的地位,我们绝对不是万物的主宰。」(页15),如此平视世上生灵,而且态度如此决断,为平素朴实低调的西西笔下所少有,可见她对「人非万物的主宰」看法的郑重其事。

【〈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〉全部文章(共四篇)】

注释

[1] Mary Louise Pratt, Imperial Eyes: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(London: Routledge, 1992), p. 15.

[2] Pratt, Imperial Eyes, pp. 25, 34.

[3] Pratt, Imperial Eyes, p. 34.

[4] Pratt, Imperial Eyes, p. 34.

[5] Michel Foucault, The Order of Things (New York: Pantheon, 1970), p. 136.

[6] Pratt, Imperial Eyes, p. 30.

[7] Pratt, Imperial Eyes, p. 35.

[8] John G. Burke, “The Wild Man’s Pedigree,” in The Wild Man Within, ed.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. Novak (Pittsburgh: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, 1972), pp. 266–267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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